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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变论到斜眼论网络时代流行语的再认识【今日咨询】

2019-03-02 03:17:07

从“共变论”到“斜眼论”:网络时代流行语的再认识

在网络背景下,流行语作为一种与当今社会紧密互动的语言现象,成为多学科不可回避的一项新兴课题。但以往研究往往只基于结构主义视角,寻找语言学意义上流行语的演变机制。但流行语不能仅仅看成具有语言学意义的特殊语言现象,而应将其定位于体现社会变迁的透镜,结合其产生的语境,从解构主义视角来考察流行语生产、使用及再生产机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威廉·布赖特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词语内含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具有共存关系。费斯克认为,话语是“一种被社会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或再现系统,有赋予和传播一整套有关某一重要话题的含义”。福柯也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我国各个年代的流行语充分证明了其和社会发展的共变关系。20世纪50年代,随着“大跃进”运动和困难时期的来临,流行语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放卫星”等;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流行语包括“打倒”、“横扫”、“炮轰”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始,国民视野大开,一些港台流行语和新鲜事物大量出现,如大哥大、老板、生猛、打工仔等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语。

进入21世纪,网络成为流行语制造厂,“躲猫猫”、“俯卧撑”、“犀利哥”、“被……”等词语大量出现。以往的“共变”理论已不足以解释日益复杂的流行语现象。薄泽提出的语言“斜眼论”则更有解释力。

语言“斜眼论”是指初看是一种含义,但是实际却指完全不同含义的表达。就像斜眼的人看似在望向一个方向,实际却是在看别的地方。该理论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语言单位是形式化后的概念,也是言说者的眼睛,即语言在对世界区别化、概念化、情绪化的同时,也给了言说这种语言的人一双洞察又带着屈光的眼睛。透过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在语言认知框架限制下的世界。第二,语言单位虽然可以影响言说者的认知,但言说者也决定着语言单位的意义。每种词语都可能有无穷种语义义项不同的语境可能赋予该词语不同的义项,而言说者则可以根据自己认同的语境选择这个词语的义项,即言语博弈中的双方或者多方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语,但是由于彼此认同的语境不同,可能对此词语的理解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显然,薄泽的“斜眼论”和流行语密切相关,从第一层意义上看,新词语的出现与流行其实意味着言说者重新认识、区分、概念化世界,而这种重新认识可能是为了顺应并促进社会变迁的需要。从第二层意义上看,流行语“再生产”的过程必然伴随言说者的“斜视”,即使用者最初用它看此处的时候,接受者重新解读它,并将其看向他处。而接受者重新解读该流行语的时候,他在告诉使用者,他不仅是使用者,还是生产者,或者说在现实力量强弱悬殊的话语博弈中,虽然作为弱者的接受者可能并不具备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但其可以通过生产流行语取得话语上的优势,从而成功地影响舆论,影响政策的执行和制定。

纵观网络时代的流行语,它在意义再生产过程中同样具有“斜视”的功能。媒介技术的创新解构了原有单向文化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个体化和多元化,直接影响了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呈现。在网状信息结构空间中,每个网民都成为信息节点,传统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微博的出现,嵌套性的传播途径更是进一步瓦解了中心。总之,“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技术成为网络流行语意义再生产的新土壤,为流行语“斜眼论”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长空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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